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矛头都是指向人口增长的速度。

而且为了防止日后工业化开发崛起的民族主义，邢承恩的移民必须是汉人为主。

近代以前，全世界的民族意识，都是发展不充分的，长期居于次要地位的。

这主要是因为受限于落后的生产力，古代的人口流动规模极小，生产模式也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

所以，对于那些这辈子，可能都出不了村子的广大民众，他们可能比较容易共情族人亲戚，却不太可能为了陌生、遥远的民族同胞而拼命。

这也是古时候宗族实力强大的原因之一，导致皇权不下乡的理由。

当民族大旗还不具备足够的号召力时，纵观历史，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东西方，全都具有很强的普世性。

东方采用家天下模式，大家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围绕在天子周围，或直辖，或朝贡，或羁縻，构建出稳定的天下秩序。

同时代的西方，选择了宗教，相当简单直白，根本性原则只有一条，你信不信神？

小主，

信了，就是朋友，不信，就是敌人，至于民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反而不是很重要，各邦国、各民族，都可以通过皈依，团结在教廷周围，成为基督世界的一员。

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儒家、基督、还是伊斯兰，其本质，都是一种普世价值观。

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能够跨越国家、民族界限，在不同人群中，建立起广泛认同的。

华夏天子，能够基于儒家道义，招揽外族精英效力。

西方教会，能够举起上帝的大旗，协调各邦国、各民族共同生活。

于是在宗教光环下，各民族可以甘心携手，为统治者们所驱策。

西方世界现在搞的十字军东征就是打着教会的名义。

甚至某些强悍帝国，还能同时横跨多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有效统治，比如清朝与奥斯曼。

古代世界，正是因为被这些意识形态笼罩，多民族、多元化国家的构建，才会变得异常简单，而且出现了强大的帝国或者王朝。

可工业化之后，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流动大幅增加，熟人社会开始瓦解，陌生人社会日渐成型。

这个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人们频繁交流，文化差异无可回避，族群认同急剧上升，这是根本原因，民族主义的基础，就此日渐稳固。

另一方面是欧洲新兴的市民阶层，推翻了国王和贵族，宣称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

否定了君权神授，当然是进步，可问题是，谁是人民？

你说效忠国王，你能找到国王本人，你说效忠人民，这个词如此宽泛，总不能全世界随便来个人，就能成为国家的主人吧？

于是市民阶层以语言、历史、文化划分人民的边界。

这是直接原因，民族主义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扩散开来。

然后很多传统的多元化、多民族帝国，情况就变得很不妙了。

最不能适应新时代变化的，首先是没有主体民族的旧政权，比如哈布斯堡王朝。

其治下生活着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等几十个民族。

这些民族中甚至没有一个民族人口占比超过20%。

而奥斯曼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这个庞然大物，领土范围横跨欧亚非三洲。

大致包括今天的埃及、希腊、约旦、保加利亚、巴勒斯坦、马其顿、罗马尼亚、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北部海岸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