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淮市，举国振奋。可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商讨对付同盟军的办法。会议决定增派部队,又命令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

此时,倭寇与淮市政府暗相呼应,也趁机向冯玉祥和同盟军施加压力,企图重占多伦、沽源等地。鬼子在同盟军攻占多伦后，由驻平倭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于14日面见何应钦，对民国提出口头警告，指我方违反《塘沽停战协定》；同时对冯玉祥驻平代表提出严重抗议，说我们抵抗侵略的行为破坏协定。真是可笑之极，可更可笑的还在后面。

抗倭同盟军处在国民党、倭伪的连环攻夹击之中，形势日趋严峻。冯玉祥一面对倭寇的武力讹诈和威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又要应对国民党对抗倭同盟军的打压。多伦收服后，同盟军乘胜进军，迅速光复察哈尔全省。但就在冯玉祥决心“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并在张家口设立“收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之际，以蒋氏、汪精卫为首的淮市国民政府却接二连三来电要求取消抗倭同盟军名义，并对冯司令及同盟军的战绩进行造谣污蔑。

7月16日,冯玉祥在接到倭寇关东军军部提出取消抗倭、退出多伦的“觉书”后，立刻要求倭军退出东三省为要求为交换条件。倭寇随后又提出如“三天之内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一定竭尽全力攻下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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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司令又回复倭寇”三天内速速停止侵略行为的觉悟，否则一定全力以赴夺下热河”。同时命令吉鸿昌、张凌云严加戒备。

冯玉祥17日通电淮市政府请求取消《塘沽协定》。两天后复令吉鸿昌向多伦、沽源增兵防敌。接着续调乜玉岭、姚景川、任平治三个师前往协守,严令寸土不得轻易丧失。又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倭而“获罪于政府”,呼吁各方主持正义,阻止国民党入察各部队继续推进,并给予同盟军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冯玉祥的呼吁立即得到全国民众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

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主要方向，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危祸作乱的人所操持”。因对当局政府长期以来迷惑做法的不满，7月20日，国民党中委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赶紧停止入察的军队，若一味的冥顽不灵，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为民族前途，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的”。

在国民政府为抗倭联盟的事情焦头烂额之际，又收到7月19日,法国对外宣布占领南海九岛,后将其归入法属印度管辖。

22日,两架倭寇机侦察多伦后,并沿多伦、张家口大道直飞康保,散发传单,声称同盟军如不退出多伦,倭军将大举进攻,并投放大量的重弹轰炸，使这里赤地千里，同时派倭军两个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共二万余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伺机进犯。

至7月底,国民党入察部队已达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余人,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国民党军进入察哈尔省，并在怀来设立机场，准备对张家口实施轰炸。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致电冯玉祥,鼓励“坚持到底,力排魔障”,表示“定会当再通电全国,一致拥护,藉申民意”。

全国既反对对察省用兵,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又公开为冯玉祥鸣不平,迫使淮市政府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蒋氏、汪精卫28日联名发出俭电,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冯提出解决察事的四项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