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锁着，丧尸在里头撞得哐哐作响，可它们不会开锁，也没有工具，撞累了就漫无目的地在狭小的监舍里打转，根本出不来，对外面构不成半点儿威胁。吴长顺让人在这些监舍的门上，挨个用红漆画了个叉，远远绕着走，就当里头关的是一屋子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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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难熬的，是那些没有出现丧尸的监舍。

铁门一关，里头的犯人就与世隔绝了。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只听见走廊深处此起彼伏的惨叫、枪声和那些不像人声的嘶吼，听得头皮发麻、魂飞魄散。有人拍门喊冤，有人哭爹喊娘，有人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宿，听到的全是让他们毛骨悚然的动静。

头两三天，压根没有人来送饭。

管教们自顾不暇，谁还想得起这些犯人？每个监舍里，几十号犯人饿得天昏地暗，肚子绞着疼，嗓子眼干得冒烟，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监舍墙角那个还没断水的自来水龙头。一群人排着队，对着嘴灌一肚子凉水，灌个水饱，倒头接着饿。

想逃？更是痴心妄想。拇指粗的钢筋焊成的栅栏，厚重的铁门，外头还有持枪的管教，他们就是把脑袋撞碎了，也撞不开一条缝。

黑暗里，什么牛鬼蛇神都现了原形。有人抱着头缩在墙角，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家里的老婆孩子；有人不信邪，半夜里去掰那钢筋，手指头掰得血肉模糊，栅栏纹丝不动，最后瘫在地上嘿嘿地傻笑，笑完了又哭；还有一个年纪轻轻的盗窃犯，吓得尿了裤子，整宿整宿地睁着眼，一听见隔壁监舍传来撞门声，就把脑袋往马桶边上扎。监舍里一个蹲过十几年大牢的老犯，反倒沉得住气，盘坐在铺上，只反复念叨一句：“都别慌，只要门不开、没人进来，咱们就死不了——饿几天，饿不死人。”

头两天，还有人变着法地拍门、喊冤、叫骂，到了第三天，骂声也没了，一个个饿得前胸贴后背，跟抽了筋的虾米似的瘫在铺上，只剩下喘气的力气，耳朵却竖得比兔子还尖，死死盯着走廊里的任何一点动静。

一直饿到第三天头上，就在这帮人饿得眼冒金星、觉得自己要活活饿死在号子里的时候，走廊里终于传来了推车的声音。

幸存的管教，给他们送吃的来了。

那玩意儿，说是饭，都抬举它了——不知道用什么米、烂菜叶混在一口大锅里熬出来的糊糊，一股馊味，稀得能照见人影，搁在以前，连猪都未必肯吃。

可监舍门一开，这帮饿了三天的犯人，什么体面、什么尊严，统统顾不上了，一窝蜂扑上去，抢得跟疯了一样，洒在地上的都要用手抠起来塞进嘴里。能多吃一口是一口，至于这东西干不干净、像不像猪食，没人在乎。

推车的管教站在门口，冷眼看着这一幕，像在看一群抢食的牲口。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吴长顺一笔一笔，算得门儿清的账。

其实，刚稳住局面那会儿，他不是没想过放弃这些犯人。

上级联系不上，电台、电话全是死的，从断断续续收到的消息看，外头的世界彻底乱套了，城市沦陷，秩序崩塌，谁也顾不上谁。养着这么多犯人，要吃要喝要看管，万一再闹出点什么事，图什么？

可等他把后勤仓库的账本翻出来，一颗悬着的心，立马落回了肚子里。

这座看守所，在押人员加工作人员，满编时将近三千号人。仓库里的粮食、冻肉、咸菜、药品，本来就是照着三千号人吃一年的标准储备的。如今呢？一场变异、一场清洗，所里连管教带还活着的犯人，满打满算就只剩大几百人，往后还得接着死人。

三千人的粮，几百人吃，还是敞开了吃，都够他们吃上好几年。

更何况，还有那五六米高的围墙、通着电的铁丝网、四座岗楼和枪械库里成排的枪支弹药。只要大门一关，外头的丧尸进不来，外面的人打不进来，他吴长顺躲在这座堡垒里，小日子不知道有多安生。

说起来也可笑。末世之前，吴长顺在单位里是个什么角色？一个熬资历熬上来的副所长，上头有正职压着，旁边有平级盯着，平时在单位的存在感很低，开会坐角落签字也顶用。大半辈子谨小慎微、点头哈腰，见谁都赔着三分笑，窝囊气受了一肚子。

可现在不一样了。

在这座大门紧闭的看守所里，他就是最高的官、最大的天。他咳嗽一声，十几个带枪的管教得竖着耳朵听着；他眉头一皱，几百号犯人就得提心吊胆。这种把别人的生死攥在手心、一句话定人生死人的滋味，他活了四十多年，头一回尝到，像陈年的烧酒，一口下去，从嗓子眼一直烧到五脏六腑，烧得他浑身的骨头都轻了几分。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养着这些犯人的，是他心里那笔更精明的两头账。

吴长顺在体制里窝了半辈子，别的本事不大，站队和算账的功夫，那是刻进骨子里的。

他琢磨着，眼下这局势，无非两种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