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亲政并非出于个人的权力欲望，而是出于对国家和百姓的深深责任感。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邓绥的这一行为，面临着诸多的质疑和阻力，但她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果断的决策，逐步稳定了局势，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努力拼搏。

邓绥临朝之后，毅然决然地明确自称“朕”。这一举动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影响。例如延平元年（106 年）五月，邓太后颁布诏书称：“皇帝幼冲，承统鸿业，朕且权佐助听政。” 此诏书不仅彰显了邓太后，在政治上的权威，也反映出她对于国家事务的坚定掌控之心。

“朕”字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被确定为至尊之称。自那时起，这一称谓便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独特性。在整个汉代，这一传统沿用不改，一直延续到清朝，成为了历代帝王，专用的自称。

而在汉魏晋时期，临朝称制的皇太后，也有自称为“朕”的现象。就比如，东汉的和熹太后邓绥，她以女性之身，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凭借自身的智慧，勇气和政治手腕，运用“朕”这一称谓，展现出不亚于男性帝王的统治权威。

而群臣在奏事之时，皆尊称邓绥为“皇太后陛下”。这一称呼，充分体现了邓绥在朝中，所拥有的尊崇地位和无上权威。

就像班昭在《上邓太后疏》中，所表述的那样：“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 班昭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对邓绥的品德和施政方针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她的这番言辞，无疑是对邓绥治理国家的能力和高尚品德的有力见证。

《后汉书》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和熹皇后邓绥“以女君亲政”。这一表述清晰地展现了邓绥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所拥有的巨大权力。

而在当时，受其摄政的皇帝亦为君主。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他们将这种形式称为“两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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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封建社会，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出现两位同时被视为君主的情况，实属罕见。邓绥以女性之身亲政，与正统的皇帝共同构成了这种独特的“两君制”。

这一制度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皇帝年幼，无法独立处理朝政，或者是邓绥自身，具备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强大的家族背景，使其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邓绥作为女权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绝对权威，同时也显示出她目前在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权力地位已经坚如磐石、无可动摇。

此时的邓绥宛如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无冕女皇，尽管没有正式称帝，但实际上却行使着皇帝般的权力和威严。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权力的认可与接受程度，更凸显了邓绥个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

当然，邓绥的存在，更是将东汉太后临朝摄政这一个现象，推向了顶峰。在东汉时期，太后摄政这一现象，逐渐发展并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制度。每当太后摄政之时，其场面庄严肃穆，颇具规制。太后会亲临前殿，以展现其权威并处理政务，朝见群臣。

在这样的场合中，座位的安排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太后坐于东面，这一位置通常被视为尊贵之位，象征着其在摄政期间的主导地位；而少帝则坐于西面，尽管身为皇帝，却因年幼或其他原因，在此时的权力行使上，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群臣在奏事上疏时，皆需准备两通。其中一通呈递给太后，以向其汇报重要事务并听从指示；另一通则呈递给少帝，以遵循礼法，保持对皇帝的尊重。这种独特的制度安排，既体现了太后在摄政期间的实际权力，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少帝的名义地位。

这种太后摄政制度的形成，往往是由于皇帝年幼无法亲政，或者是政治局势复杂，需要太后凭借其经验和影响力，来稳定朝局。

它反映了当时政治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揭示了东汉时期，宫廷政治中的权力博弈与平衡。

这一制度在当时的政治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东汉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和权力分配，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和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