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之所以如此严肃，绝非无端为之，而是徐剑飞如今的处境与地位，在全国十一个战区中，堪称独一份的“异类”。

是国府体制内一个心照不宣的特殊存在。

这份特殊，早已触及国府高层的底线，也成了此次大会后，各方针对他的隐性根源。

当时全国十一个正式战区，除了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与徐剑飞的第十一战区，其余所有战区，全都严格奉行军政分家的铁律。

这是国府定下的规矩，也是制衡各地军阀、防止地方势力坐大，成为军阀的核心手段。

就拿李宗仁执掌的第五战区来说。

李宗仁身为战区司令，只管军事指挥、部队调遣、作战部署，绝对不插手地方政务治理。

地方的民政、财政、税收，全由国府委派的行政官员负责。泾渭分明，互不越界。

即便是军队粮草、军需补给，也需上报军委会，由国府统一调配，战区司令没有向地方直接征收税负、掌控财政的权力。

顶多是战时特殊情况，放纵手下军队，在地方设卡征收一些过路捐税、征召少量青壮补充兵源。

这已是默许的底线，绝无可能独掌地方财政大权。

整个国府体系内，除了盘踞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再无第二人，能像徐剑飞这般，一手牢牢掌控五省军事大权，麾下十几万精锐抗日军，只听他一人调遣；另一手又名正言顺地管辖五省政务。

从地方治理、民生经济到税收财政，全都一把抓，权力之大，远超其他战区司令。

徐剑飞的战区，军费开支完全自给自足，不用依靠国府拨款，同时又将地方税收死死攥在自己手里。

经济、军事、政务全由一人决断，不受国府掣肘。

按照当时的时局来看，这般做派，已然是妥妥的旧军阀格局。

可偏偏这样的“怪胎”，能在国府体制内存在，且无人敢轻易撼动，究其根本，便是众人皆知的‘历史遗留’原因，也是实力铸就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