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吴又可的瘟疫论，在大汉得到广泛传播。

吴又可着有的《瘟疫论》，乃是他潜心钻研，认真总结，这才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

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一般的伤寒病绝然不同。

在原史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

原书失散后，经王叔和等人收集整理校勘，分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

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从而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不过在这个时代，由于生产力要略高于原史，再加上张仲景如今的身份，所以他才能提前二十多年时间，在公元179年，着写出伤寒杂病论。

这其中虽然也有，对瘟疫的介绍，但终究因为时代的缘故，有些过于片面。

而吴又可的瘟疫论，则是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可以说，这是专门治理瘟疫的。

只能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在治疗瘟疫这方面，哪怕是强如医圣张仲景，都不是吴又可的对手。

而吴又可这一世的身份，乃是张仲景师弟，在大汉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瘟疫论，瞬间引起医家的关注，这里面，自然包括了张仲景。

吴又可在该书中，所列瘟疫病种极多，诸如发颐、大头瘟、虾膜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疟疾、痢疾等急性传染病。

他明确指出这些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时不正之气所为，其症状与师兄张仲景，所以着的伤寒看起来相似，而实际上还有有许多迥异。

由于古书从未分别，吴又可便在书中加以分辨论述阐明，并论着制方。

而这其中，最着名的剂方有达原饮、三消饮等，示人以疏利分消之法。

在治疗上，他提出了一整套祛邪达原理论，临床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

还有他的“疠气”之说，在王羽的解释和提点下，首先肯定它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也从而否定了，疫病之由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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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吴又可还指出疠气是多种多样的，有特适性的，更有偏中性的。

可以说，吴又可的瘟疫论，打开了这个时代医家的大门。

正是因为他的出现，给这个时代提供了，先进的瘟疫治理理念和相关知识，使得瘟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医家弟子按照瘟疫论上面，所说的方法，对关东地区百姓进行隔离，进一步遏制瘟疫的传播。

可以说，在瘟疫得到有效控制之前，无论是处于进攻方面的黄巾军，还是处于防守方面的汉军，基本上不用考虑打起来了。

对此，双方势力心知肚明！

但也只能选择听从。

毕竟，命只有一条。

或许是大汉的国运，已经快要到了终点站，在瘟疫还没有真正控制的中平二年二月，京师洛阳发生火灾，南宫被毁。

宦官中常侍张让、赵忠等，当即出言这是上天的预兆，劝灵帝税田亩以修宫室、铸铜人，震压黄巾起义。

不得不说，张让的乱政技能真是无比恐怖，让原本政治属性不弱的汉灵帝，基本上变成了政治昏聩者。

在张让的技能压制下，他居然还真听了这样，听起来都不靠谱的话，于是下诏号令天下，除正常租赋之外，亩税十钱助修宫室。

由于黄巾起义，还未被汉军给平复，所以刘宏并没有像原史，所做的那样，诏发州郡材木文石，运送京师。

可即便如此，依然是作了一手好死。

谏议大夫刘陶听到后，当即上疏言政事八条，认为天下之乱，皆由宦官。

尤其是现在，黄巾军还在大汉境内肆虐，十常侍居然还敢撺掇当今皇帝，做出荒唐之事，简直就是罪不可赦。

刘宏虽然很恼火，但因为刘陶这个人有才能，而且在儒家之中的威望，那是非常之高，所以并没有治他的罪。

但这不代表，那些被他参一本的诸多太监，就愿意接受这样的罪责，被盖在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