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管理部门未改革之前，为了减轻统筹压力，统计人员会默许企业方面连续多年使用同一份统计报告。

而联邦管理部门收税也依照于此，这意味着，只要统计报告不变，每年上缴的税务数量就基本不会发生变化。

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期，就变成了十几年不出一份统计报告，联邦管理部门的税务部门拿着十几年前的资料找军工企业收税的情况不算罕见。

第二种更高端的一点的方式是摆弄企业性质。

舰队军事部门有的时候会让一些民间人员拿着技术资料开办企业，相当于奉旨办厂。

这种企业的规模一般不大，只有一两个工厂，专门生产一种零件，总雇员在一两百人以下，由来自民间的厂长主持日常生产工作，实际控制权还是在舰队军事部门手中。

但是这种企业的性质是民间企业，联邦管理部门不会专门找着一个民间企业收税，而是直接统一向所在联邦州征税。

因此这种由舰队军事部门秘密控制的企业所面临的税务压力极小，而且往往会得到所在联邦州地区管理人的资源倾斜，活得很滋润，也养肥了很多联邦民间的有钱人。

司琦高级军官主要针对前者，也就是规模巨大的超级军工企业。

后者基本上只是小喽喽，而且很难查，加起来的规模可能也没有一个生产枪支的巨型军工企业大，因此被战略性放弃。

在司琦高级军官的主持下，九成以上的大型军工企业乖乖认命，选择向调查小组提供全部生产资料，和往年没有交代的统计报告。

军工企业们堪称滑跪的态度自然不止是司琦高级军官一个人的功劳。

这和澄庆司令上位后主推的监控体系扩张产生了可喜的化学反应。

本来陆战队部门和舰队部门就决定向舰队警察部门提供自己部门的关键数据和监控权限，保证监控体系的完整性。

就算军工企业不交出相关资料，司琦高级军官也可以直接从舰队警察部门那儿获得相关信息，只不过需要过一些复杂的程序，多花一点时间罢了。

这就是不给她面子了。

司琦高级军官今年已经81岁了，论资历论能力，她说自己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

就连澄庆司令也要敬她三分，两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请按照今年的基数，补交之前所有的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