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最重要的功臣除了卡洛尔女士的那幅画，还有酒井大叔。
他才是叶子下面连着的那颗200斤的大萝卜。
顾为经的论文的“气质”颇像是那种天文学家观察到了一颗新的类地行星，从而发表出的论文。
努力是重要的，可没准运气要比努力更重要，最大的难点是“发现”，而非写论文。
而如今已经不是伽利略那种找珠宝匠，打磨两片水晶往天上看，就算是在做天文观测的年代了。想要有资格发表这样的论文，你至少得有能接触到天文望远镜数据的权限才行。
艺术行业也是同理。
顾为经论文内容在人家的内容编辑看来，其实是很可疑的。
两个高中生在仰光做了几个月的研究，就把美术史上第一位印象派女画家诞生的时间往前推了十余年。
任你文章写的多么天花乱缀，这本质上依然和谁晚上睡觉前，在阳台上用500刀买的望远镜往天上望望，就宣称自己发现了太阳系的第十大行星一个意思。
噱头是挺足的，可又有谁愿意信呢？
天文观测这种东西，只要你真的找到了什么东西，世界各地的学者都是能够复现的。
而那张《雷雨天的老教堂》也许确实是难得的名家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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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敢肯定，这是150年前画出来，而非50年前或者100年前画出来的？
他们的论文除了手上的一张油画以外，什么可靠的论据都没有。
通篇都是猜猜猜猜猜……或许考古的本质都是猜猜猜猜猜，特洛伊古城到底有没有被发现，猜猜猜；有大英博物馆背书，卖了5亿美元的《救世主》到底是不是达芬奇画的，猜猜猜。
但艺术界每天都能诞生一万个噱头十足的猜想，期刊凭什么要刊登你这个？
《救世主》有阿拉伯王室，有大英博物馆在后面站台，顾为经有什么？菲茨国际中学么？
归根结底。
这幅画之所以能刊登在《亚洲艺术》这样的重磅期刊上，尤其是之所以能被编辑部选为本期学术期刊的封面文章，占据整本论文集里最好的位置。
不是因为他的艺术猜想提的新颖，也不是酒井胜子英文八股写的文辞优美。
核心因素只有一个——
文章的联系人和通讯地址都留的是酒井一成在多摩美院的办公地址，这就好似是紫金山天文台发表的天体物理学文章，或者卡文迪许实验室发表的物理学论文。
也许只是理论物理学的推论，甚至也许只是一些学术综述。
但有这样的单位备注，就代表着权威……至少代表着“靠谱”。
他和酒井胜子在新加坡双年展上的开门展台，是酒井一成刷脸刷到的。
他和酒井胜子在《亚洲艺术》上封面画的位置，也是酒井大叔一路在前面翻滚，滚平了所有的沟壑，压塌了所有拦路的荆棘，一发肉弹冲击，撞进了期刊位于瑞士的编辑办公室的大门，给他们硬生生的送上去的。
确实是自家孩子才能有这样的待遇。
正常来说，这种文章就算能发，也跟顾为经没啥关系。
能在论文的铭谢里有那么一行小字，都算人家有良心了。
商博良因为对罗赛塔石碑的研究名满天下，成为一方巨擘的时候，又有谁在乎，那些发现、搬运石碑搬运的满手水泡的埃及本地劳工，到底叫什么名字？
尽管顾为经知道能发这篇论文，有无数个巧合，无数的运气因素。
可当他撕开邮件的包装，看着论文封面上那张熟悉的《雷雨天的老教堂》的照片，和《artibusasiae》的标题字母时。
依旧有一股巨大的成就感，涌于并充质着他的内心。
他知道。
从这一天开始。
顾为经这名字，不再会是艺术界的无名小卒了。
他便从nobody，变成了someb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