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为经开始设计这幅画的时候，初版的《阳光下的好运孤儿院》采取的是最传统的金字塔式的三角构图法。

画面的视觉重点，从两侧到中央逐渐收窄变高。

左侧是玩耍的孩子们。

右侧是正在老槐树下正在为茉莉小姑娘洗头的阿莱大叔。

画面的中央，远景的最高点，阳光打来的方向，则是那尊孤儿院里的老旧圣母像。

收藏家陈生林看过他的草稿后，认为顾为经搞得太过学院气了。

如果排除很有趣的用笔风格。

那么构图古板到看上去，完全便是两百年前拉菲尔前派的那种基督教救世训导画的风格。

缅甸从来都不是因为圣母而得到救赎的国家，欧洲殖民者们反而是带来灾难的源泉。

在这种地方，艺术作品里搞什么救世基督的那一套。

既舍弃了本土特地，玩传统油画的那些人也不会认可你。

亚洲不亚洲，欧洲不欧洲。

不东不西，不伦不类，本地化做不好，洋人也不喜欢。

也就很难成为一张足够经典的作品。

陈生林和顾为经谈话时说，他心中这幅画，就像近些年来东京，首尔，包括东夏的一些画展上，艺术创意区里，都不乏能看到的那些反映黑人议题的作品。

亚洲画家在本土艺术展上，激烈的探讨黑人问题……不是不行，总会让人有些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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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别误会。

不是黑人议题就不值得讨论。

而是大家心中都很清楚。

和欧美不同，至少黑人的种族生存的问题在亚洲的很多地方，肯定不是社会矛盾的重点。

也几乎更是谈不上什么买卖奴隶的历史原罪啥的。

支持黑人兄弟没啥错。

但这种艺术思辩的重点，难免有些在讨巧的回避那些真正值得更加关注的话题的意味，肯定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艺术家应该勇敢的对身边社会现象发出诘问。

而非仅仅装作很勇敢的对遥远的社会问题发出诘问。

评委清楚，画家本人清楚。

甚至看到这幅画的观众都很清楚。

不说全部。

但至少有一大部分这种作品的创作者，无论他们表现的对种族问题多么一把鼻涕一把泪，恨不得冲到大洋彼岸，为被歧视的黑人摇旗呐喊。

但是动笔时，他心里想的肯定是为了踩获奖风口，争取冲到国际上获个奖回来啥的。

老实说。

这种事情可以理解。

人非圣贤。

研究获奖风口，本来就是美术类竞赛，国际艺术节的光荣传统。

艺术从来都是主观倾向很强的学科，谁能最准确的揣摩出评委的鉴赏口味，也是参赛者的本事。

从电影到绘画。

早年的美国文艺届评委喜欢“温和无害的反应种族问题”+“残疾人话题”。

比较偏向于温馨美满，合家欢的风格。

这种作品一出来，评委们会心一笑，就知道这是要评奖的。

奥斯卡就表现的很有代表性，《绿皮书》，《阿甘正传》这种黑人白人亲兄弟，包括《国王的演讲》、《万物理论》这种励志流传记电影，都是组委会投票时的心头好。

欧洲文艺界则会更加激进大胆一点，更关注同性恋问题、难民问题。

对情色容忍的尺度也要比保守的美国人大的多。

历史题材大家都还挺喜欢的。

不过，反应屠杀题材的作品创作时需要遵守那些艺术伦理，能否在作品中赤裸的重现屠杀场景，还是只能采用朦胧的手法来刻画，美国社会和欧洲社会之间有非常强的观念分歧……

总之。

关于如何根据不同的组委会人选的组成名单，选定容易获奖的创作方向，从而踩中获奖风口，是一门大学问。

完全可以编出一本比大英百科全书还要厚的大部头出来。

陈生林却告诉他。

什么艺术传统，绘画风口，这些事情只能是一种工具，想要获奖这么画画无妨，但想要画出一张真正好的作品。

就不能这么画。

至少必须要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内涵。

按照西方历史上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亨利·詹姆斯的说法——“一切的艺术传统，只有当创作者往里加入了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那刻，它才算真正的活着。空洞的作品可以在博得人们短暂的一笑，却会让人在回家穿过第一条马路的以前，就立刻遗忘掉它。”

专心奔着冲奖而去的创作，难免是会有不够深刻的问题。

不因画家的技法高低而有任何改变，顾为经他也逃不出这一点。

比如说《炽热的世界》的画稿，画的也很好。

某些色彩的处理上，熟能生巧的缘故，技法上甚至还要比《小王子》更加流畅。

但他交稿时就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