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身份的差别。”
顾为经出神的说。
“什么？”
这次。
反而是酒井胜子愣了一下，没有跟上他的节奏。
“身份，我是说，本质上这是一个站在哪里，为谁而画的问题，而非智商高下的问题。”
“自古以来，哪怕在东夏，绘画风格上就有南北之别，北宗偏精巧，偏写形。而南宗则偏写意，写神。北宗多是专职画家，南宗则多是文化名流。”
顾为经盘膝。
他就那么坐在地上，坐在画板之前，望着木架上的画布：“有些人为谋生拿起笔，有些人为寄情所托而拿起笔。我的太太太爷爷是前清画院处供职的三等画师，历史上像他这样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董其昌就非常的看不上。他认为北宗画家全都是一帮子匠人，只是画手。”
“而以高级官员，文人大夫，士林领袖为构成主体的南宗，才是悠悠中华文化的正朔。”
“董其昌在他的艺术分野论中认为，只有把绘画当成情趣，当成人与灵魂、与天道沟通的工具，而非谋生糊口的工具。才能以画入道，以画通玄。也只有不以外界的评判而改变，追求内心精神的表达，才能将绘画发展为真正有智慧的技艺。”
“我同意这个观点。”酒井小姐点点头。
“不，这话有道理，也肯定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顾为经摇摇头，“董其昌能把毛笔摔在他看不惯的人的脸上，是因为他是六部尚书，是站在官场最顶峰的太子老师，是教未来的皇帝画画的人，是权柄的主人。”
“而古代当纯粹职业画家，当到极致，无非就是郎世宁的程度。”
“别看郎世宁也加了个从三品侍郎的虚衔，似乎也是朱紫公卿了。但不过是一只混入狼群的黑色山羊。”
顾为经说道：“归根结底，他不过依旧是帝王的消遣品，是权力的仆人。当仆人的人，是没有玩任性的资格的。乾隆说你画的不像，你笑他思想水平低，说关外鞑子玩不明白真正高雅的东西，把笔摔人家脸上试试。你看人家会不会抹掉脸上的墨水，竖起大拇指，赞你有气节。辽东宁古塔雅间一位，都算脾气好的了。”
“绘画传入日本，也处处效仿中原。分为各宗画派。东宗为大和绘，西宗为西洋画，北宗为汉绘唐画，东、西、北三宗都是职业画家。唯有南宗，依旧是日本本土的士大夫文人画。”
“我懂你在说什么了。”
胜子歪了一下头。
女孩也盘膝坐在男友的身边，把头靠在对方的肩膀上。
“顾君，你想说，整个封建时代里，掌权者本身也被要求是拥有杰出技艺的艺术家，这种现象是在东方所独有的现象。对么？”
“是的，这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
“整个欧洲的历史，权力者同样喜爱艺术，但他们不会亲身下场去从事艺术。就像人们总是喜欢拿宋徽宗和路易十四相提并论，都是玩艺术玩出亡国祸根的主，然而他们两个人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宋徽宗是整个宋代辉煌的文化历史上至少能排进前十的艺术创作者，路易十四只是叫了一堆艺术家天天围着他去狂开party，他是一位艺术的评论者而非创作者。”
“要是路易十四整天叼根画笔，在那里画画，巴黎人一定会觉得他疯了。”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董其昌说为钱画画，以画糊口的职业画家，全都匠气太浓。那么以这个标准来看，在十九世纪以前，整个欧洲可能都找不到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全都只是画手，都是画匠，只是为富人服务的笔。”
顾为经拉起胜子的手，一个又一个摆弄着粉乎乎的指甲盖上的小月芽。
“你要求一只笔，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特的创造力是不公平的，同样也是傲慢的。笔的任务只是写实。董其昌同时代的欧洲文艺大师可能是米开朗基罗。一个教堂小吏就能要求米开朗基罗修改雕塑的鼻子轮廓。以他的社会地位，换到明朝来，连给董其昌家里看大门的资格都没有。”
“艺术是社会意识的产物。”
胜子总结道。
“东方掌权的是艺术创作者，西方手握决定艺术道路权柄的是艺术的评论者。”
“所以一者写意，一者写形，造就了两者的不同。如今现代艺术和东方传统绘画理念相似，或许也有整个艺术家的社会地位被前所未有的拔高的缘故。”
顾为经笑笑：“我当然为祖先的智慧而感到骄傲，但我不希望一句老祖宗真聪明，西方人花了一千年才慢慢摸索出来的事情，我们老早就会了，蠢不拉几的就了事。这就又跳到另外一套优越论的框架里去了。”
“早年间的《油画》杂志，骨子里仍然没有跑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越往东方，越是黑暗野蛮的歪曲东方和阿拉伯世界文化传统的东方主义殖民理论框架。这恰恰证明了它的傲慢与野蛮，它的历史局限性。它歧视我们，但我们拥有更长时间的历史积累，所以我希望自己更包容，更文明，所以我不选择歧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