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把降价说成长期合作的诚意。

熟练后工时减少是事实，下一批若仍按首批制版阶段的费用计算，红山组也不能假装效率没有提高。可减少两成加工费，远高于实际省下的时间，更没有计算抽检、托儿轮值和布料风险。

沈知夏没有当场说一分不降。

她把前四十件记录搬到桌上：平均机缝时间下降约一成，裁剪因批次分料没有明显减少，整烫和检验仍按件发生；停电借机属于偶发，不计入长期工价，制版费可以从第二批取消，但每批首件复核不能消失。

供销社主任说街道铺愿意更低。

“可以比较同样的条件。”沈知夏问，“他们是否负责预缩？未售如何结算？返工由谁承担？交期和尺码是否相同？”

只报一个每件加工数，没有共同条件，不能证明谁真正便宜。

顾兰香担心谈得太硬，趁倒水时低声说，哪怕少两成，组员仍比做零活挣得多。沈知夏没有否认。订单稳定本身有价值，可以换取小幅效率降价，却不能用“总比没有强”把底线一路往下推。

五个人当场算出可接受方案。

普通三尺码加工费下降半成，取消重复制版费；若同版连续订购超过一百件，再下降半成。与此同时，供销社支付每批首件检验费，混批布导致的改版另算，结款从一周缩短到三日。

她们也把不能继续收取的项目划掉。第一批的制版费，第二批不再收；停电借机和六件误裁，也不能偷偷算进新报价。只有把自己的成本也诚实剔除，谈判时才不是逮到机会就多要。

主任笑她们一边降价一边加钱，等于没降。

冯巧云把自己的工序表推过去：“长缝快了，检验没有快。你不能只看机器多响了几下。”

她不是替沈知夏撑场面，而是在保护自己能从公开工价中得到的收入。

双方谈了两轮。供销社最终接受加工费下降一成，但其中半成必须建立在连续同版、同批布料的条件上；首件检验费保留，结款改为五日。红山组则承诺在质量合格率稳定时，优先给供销社安排同款产能。

“优先”也写明范围：不影响已签订单，不要求组员取消病假和托儿安排。